从场域、情境到空间:光明东滩源项目的设计逻辑与策略 章明 冰球突破王志刚 时代建筑2023年第3期

  新闻资讯     |      2023-10-07 18:51

  冰球突破原标题:从场域、情境到空间:光明东滩源项目的设计逻辑与策略 章明 王志刚 时代建筑2023年第3期

  《时代建筑》从创刊伊始便以不同形式关注富有创意的中国当代建筑作品,我们坚持选择建成作品,关注其创新性和探索性,并重视其完成度和现场感受;坚持第三方评论为主,推动建筑评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每期作品栏目在作品选择上尝试走向设计探讨上有相对共性的可能性,在评论文章的作者的选择上,力求其研究背景与作品的设计探索有一定的相关性。

  本期更多地关注公共空间的营造策略。章明、王志刚剖析了光明东滩源项目的设计逻辑与策略,指出场域化作为应对场所环境的一种积极性思考,可以使建筑更好地适应环境和文化需求。吴洪德评述了非常建筑未名美术馆的设计,指出朱利安、吴大羽、张永和等中西思想的调适者,在不同领域的工作突破了文化形式的限制,将建筑本身的作用力和时空势能解放出来。邓圆也、段崇源讨论了一善儿童书店改造设计,认为儿童不仅仅只作为媒介和线索来引导设计,而是这个空间的内容主体。莫万莉剖析了北京密云儿童活动中心的设计路径,指出项目改造所置入的新建造系统转化了生产性空间的单调节奏,为打开一个个富有创造性的“瞬间”创造了可能性。李保峰从气候适应性、材料与建筑形态的整合以及数字时代的设计与建造三个视角对天府农博园主展馆建筑设计展开讨论。于云龙解读了苏州山峰双语学校主教学楼的设计,指出巨构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与江南气候和公共生活的组合具有类型学的潜力。时昀泽,奚凤新,钱锋讨论了清远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设计,认为该项目的探索旨在追求体育建筑艺术与技术的理性表达和相互融合。

  基于光明东滩源项目背景关系的复杂性和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建筑师提出了场域化的设计理念。文章重点探讨了从场域分析、情境建构再到空间物化的设计思考过程。通过对项目构思过程的解读,作者指出场域化作为应对场所环境的一种积极性思考,可以使建筑更好地适应自身和社会需求,创造出更具有人文关怀和可持续性的文化景观。

  光明东滩源项目的前身为“上海市前哨农场织布厂”。如今,依托其较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上海光明食品集团致力于将其打造成国际食品及农业科创中心启动区(图1)。场所的原有印记是一组颇具规模的锯齿形厂房、几幢陈旧的坡屋顶厂房和一座高耸的水塔。规整的厂区布局和高耸的厂房传达着具有旧时记忆的宏大故事,并与周边的田园风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差异性仿佛也在暗示着某种并置与多样的关系(图2~图4)。2. 原始照片(航拍)

  作为场地记忆的旧厂房,如何与环境之间建立空间和心理上的联系?对于历史文化的线索,如何通过空间的形式进行描述?新旧建筑之间是否需要建立统一的秩序成为主导项目设计的法则?这些问题引导建筑师不断地思考着本项目的定位目标和设计策略。随着与业主方的深入交流,有关农场的发展历史逐渐开始吸引建筑师的关注,《上海前哨农场场志》中记录的历史画面也在建筑师的脑海中不断展现。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建筑师将历史人文、自然环境以及残留的场地印记联系起来,提出打造属于这片场地的文化景观

  初次探访项目基地是在一个初冬的下午,笔者驱车穿过上海市崇明区前哨公路两侧齐整的水杉,便看见高耸的水塔掩映在浓密的树丛中。踏入厂区,场地北侧一组颇具规模的锯齿形厂房传达着旧时织布厂的历史记忆,而其余残破的小建筑散布在杂草丛生的绿地之中,消隐在环境里。如何将略显松散的场地关系联系起来,如何在局部与整体、人工与自然、新与旧、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等对立关系中建构文化景观,需要探寻一种设计逻辑,通过“局部的内在规则”生产“整体的特性”[1]98。

  “场域”②作为一种存在状态和建构逻辑,为建筑师提供了空间系统层面的理论模型。首先,援引自物理学的“场域”概念,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学领域主要是从中观视野来描述作为建筑的“物”与环境之间的存在状态。相对于“物”的孤立状态和先验秩序的统一性,斯坦·艾伦(Stan Allen)在《场域状态》(

  Field Conditions)一文中指出,场域“拥有统一不同要素同时又尊重每个要素自身特性的能力”。作为存在状态,“场域内各部分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场域的行为模式和总体形态”。[1]98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希望借助“场域化”的视野对场地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解读,自下而上地来建构设计构思的底层逻辑。在实践中,“场域”作为场所状态的描述,无法直接提供一套关于建筑形式或场所设计上系统性的原理。场域的感知和把握需要借助于情境意象的传达。何为情境?③情境就是在面对真实场地时,“相互叠加交织的一些影像、符号、思绪或是心境,……是从历史、审美、情感等多角度对建筑作品意向的同时聚焦,是遵循记忆的进程建立的与建筑物的感官联系”

  [2]18。情境关注的是氛围感、领域感、文化认同等问题,通过对场域特征的整体把握与凝练,将其转化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或是身体体验。从情境构思到空间物化是一个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形式的过程。情境作为社会性和物质性的统一体,其物化有两层递进的含义:首先是物的实现,即建筑的本体性对建筑师思考方式的要求;另外,它还包含着对于“空间精神”的表述。即使得“建筑与场所有着文化、气候和形而上的联系”,而且“是一种可以体验的场所”。[3]

  在本设计中,场域认知既是场地解读的策略,同时也是设计的依据。情境则是基于场域关系建构的空间意向,最终来指导空间的映象物化。从场域、情境到空间在本项目设计逻辑中是层层递进的三个层次,三者逻辑的连贯性保证了我们在文化景观塑造中精神性和物质性的统一(图7~图12)。

  “场域”是空间、时间和人文等因素共同交织在一起的场所状态。从场域化的视野解读本项目,就是要充分尊重场地现有的架构状态和留存的特征性要素,通过对其价值的深度挖掘,对社会空间、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进行思考和设计;通过对场所包含的复杂性关系进行梳理和认知,建构表征现象内在深层次逻辑,从而使得建筑情境的性格在场域的价值认同中生成、变换和发展。3.1 历史的场域——从“人民公社”到“城市乌托邦”

  前哨农场前身为东旺沙,从1964年开始,上海市知识青年和3万余民工先后7次登沙筑堤围垦土地,并于1966年成立前哨农场。④从农场的发展历史来看,主要有三个阶段:前哨农场建设期、前哨织布厂发展时期和光明科创示范区发展时期。其中前两个阶段各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并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或历史记忆。如今,前哨农场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光明科创示范区的成立旨在构建农场与城市之间的新模式。该项目在功能上定位为光明食品科技国际交流中心,并作为示范区的核心内容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建筑师需要将残留的历史线索联系起来,通过“剥离时间的剖断面”

  [4],将模糊的历史记忆和对未来的展望阐述为可表达、可阅读和可体验的“文化意象”[5]。3.2 空间的场域——从“废弃厂房”到“桃花源”

  在充满着诗情画意的田野中对一座饱经沧桑的旧工业区进行更新改造,犹如进行着一种微妙且辩证的对话。如同在树丛掩映中发现它的惊喜一样,建筑师也希望它能够在来年的一片柳暗花明中迎来华丽的转身。这个转变不是试图建构一个全新的场域,而是植根于此时此地的一种场地关系的创新探索。它不仅是历史记忆延续的场所,还包括质感的山水、建筑和人文环境,是有“此地人”感受的地方。[6]

  跳出对建筑本体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场地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头精巧的落点和作为自然对话空间的天然优势。建筑师在尊重并合理利用自然环境、原有建筑形态的基础上,尝试顺时就势地实现时空“连结”的可能,并重构场地的关系。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建筑师将场地环境解读为三个空间层次:自然空间,“人工—自然”空间和建筑空间。江南的气候条件和地理区位塑造出独特的地域性特征,当昔日的荒滩转变为美丽的田园风光,不仅是万千农垦人奋斗岁月的见证,也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此情境下,建筑师希望能够突破建筑形式语言的局限,在人与建筑、环境之间呈现出整体契合的状态,建立一种“情景交融”的“通感体验”。[7]相对于宏大叙事的建筑语言,建筑师更倾向于表达建筑在自然中的融入和消隐,强调建筑细腻的空间体验而非简单的外观欣赏,希望建筑犹如江南水墨,梦幻朦胧,恬淡自然。

  上海崇明岛与前哨农场的历史离不开“向大海征地,向荒滩要粮”[8]的伟大“围垦精神”。该项目作为“光明东滩源‘2030’科创示范区”对外交流与展示的窗口,同时也是“围垦精神”传承的载体。对于传统精神和时代主题的表达是本项目文化建构的重要内容。

  最初,对于“凡人纪念堂”⑤的设计构想是为了纪念无数在此奋斗过的热血青年。然而对于那段峥嵘的岁月而言,单一纪念碑式的建筑似乎显得有些无力。回望整齐屹立的厂房和一望无际的农田,对于整体文化景观的考虑成为设计思考中的重点。建筑师希望将日常地点升格成神圣空间,通过构筑整体的“文化景观”来唤起人们的共同回忆。在此定位和构思下,田园风景和厂房遗迹既是昔日无名奉献者们奋斗成果的展示,又是“围垦精神”传承的载体,共同构筑了属于此时此地的文化景观。

  历史记忆、环境空间和文化精神等要素的相互交叠共生建构了场域的精神品质和性格特征,成为贯穿场域的主导力量。然而,事件、记忆、情感和直觉体验等这些非物质要素的空间映射,需要借助于情境意象的传达。情境表现在空间关系上就是一种有张力的空间记忆和场所意象,是一种对表征现象内在深层逻辑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只有当情境能激发体验者的理解与共鸣时,才能进而达到对场所精神的更深理解。依据前文对于场域关系的解读,建筑师从空间情境、时间情境和身体情境三个维度,共同来建构空间的场所精神和设计逻辑。4.1 空间的情景:叠合与并置

  在进行场地研究的初始,建筑师便迎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场地的标高低于周边河道的水位,常年受到洪涝的侵扰。经估算需要环场地增设约1.4 m高的防汛墙,因而首要的防汛诉求成了破题的关键。建筑师在场地周边筑堤造景,将堤与生态景观、公共空间乃至建筑进行复合化设计(图13~图15)。希望在复杂的自然环境、后工业场地以及文化精神的背景之下,景观能够提供一种丰富多样的媒介来塑造场地的形态。[9]

  [10]整合在一起,重构了空间结构秩序。不同空间情节的并置没有被局限于强硬塑造出的某种特定的气质、形式或是精神主题,而是依据不同的文化表情和语言表述来形成自发的个性特征。

  前哨农场织布厂在简化的、片段的历史叙事的空间化过程中,压缩了历史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碎片化的物质遗存,需要经过梳理“重新锚固串联在历史的脉络中”[11]。在时间情境的构思中,建筑师放弃历史叙事的线性模式,而是以场地环境为背景,顺应和接受时空场域的自主性和历史片段偶发性的生长状态,形成一种锚固与游离并存的新关系。“锚固与游离”,实际上就是场所精神——既存在锚固于场地的物质存留,又存在游离于场地的诗意呈现。

  [12]通过对时空脉络的梳理,建筑师将场地中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锯齿形厂房和水塔保留下来,作为场地的记忆,“成为过去真实生活的见证”。[2]26对于新增建筑,希望不是简单地对历史元素进行取舍和演绎,而是通过诗意建构创造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让人感觉场地和原有建筑的意蕴还在,却又能获得新的空间和体验。通过新旧时空的对话,创造一种发展的历史。

  在设计中,建筑师延续了在文化景观塑造中关注视觉美学和身体感知的脉络。“游目”与“观想”[13]的情境构思主张建立一种散文诗般的观者体验,以此来消解工业遗迹的冰冷感和距离感。不同于以建筑为中心展开的框架描述,以观者体验为中心的空间叙事方式放弃了先验的秩序和路径,而是“让它自由地发生”

  [13]。一个开放的,跨越的,“没有边界”的场域自然地延续了自然环境和历史情境,将观者的情绪体验与记忆叠合在了一起。在这样的系统中,空间的体验依赖于身体的游移,探索发现的新奇感取代了单一的审美凝视,观者在与建筑和环境的对话中更好地领悟情境的意义。同时,行走路径和视觉路径的分离与叠合创造出丰富、多变的空间形态,并成为引导空间性格生成的法则。这种策略也被建筑师引入到单体设计中,异质同构的法则在展示中心、会议中心和客房区这三个建筑的内部演绎出多样性的空间建造。视觉审美与身体体验的双向性结构,能够使得观者在行进的过程中随不同空间的交流渗透而获得新奇体验,从而增强观众的主动性和参与感,达到所谓“游目观想”的意境层面。

  情境使得场所能够引起心物共鸣的一种状态,并引导着空间形态的生成。时空情境和身体情境并置产生的交集在设计过程中自发生长,只需因势利导地将基础的空间元素和功能需求与这一体系相关联,无须过多地修饰便能衍生出丰富的空间与形态。在该项目的设计中,建筑师将场域空间分解为线索路径和场景片段两种元素。线索与路径作为主题和媒介使得场域成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并将建筑与环境相联系形成边界,容纳着不同功能和事件。场景片段借由空间形态、形式材料、历史符号等强化了本体的物性特征,同时片段间的相互联系也引导着场域文化性格的发生。5.1 线索与空间路径

  环场地绿堤的设计旨在界定自身场域的同时,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与环境联系起来。这一景观重构是在兼顾“设计、文化表达及生态构成等技术”的同时,对整个区域整合构思的“空间组织技巧”

  [14]。堤作为基础设施则不再是单一的线性体系,而转化为一个多维度的生态系统,作为一条重要的空间线索将整个场地串联起来(图17)。生态绿堤体系在锯齿形厂房的东西两侧放大为节点,形成两组地景建筑(河景客房和后勤服务部分),与主体厂房形成了一种并置的关系。另外,设计将绿堤系统作为统领性要素,以空间节点和空间元素的形式介入到建筑单体空间的营造中去。空间节点间并没有设定既定的行进方向,取而代之的是弥漫散布的路径网络将其相互勾连起来,为观者提供了自主性、偶发性和随机性的游目体验。

  展示中心位于园区南侧,由原有的残破棚屋拆除新建而成。连绵起伏的坡屋顶设计尝试以一种新的建筑语言与原有形制间平衡,富有韵律感的木构屋架传达着带有场所记忆的建筑进化历程。为回应原有棚屋的临时性特征,建筑师将中间一条屋面下部的空间设计成了灰空间,统领性的绿堤体系也在这里放大成节点,介入到建筑中来。堤上的漫游路径线索顺着灰空间的引导进入建筑中,又以景观台阶的形式重新连接回到场地。由景观台阶漫步而下,前方的水塔逐步映入眼帘,历史、自然与文化的场域在此并置交叠,一种时空的对线. 展示中心一层平面图

  保留的两组锯齿形厂房中北侧一组内部空间尺度较大,同时坐拥北侧广袤的稻田景观,局部利用金属平屋面替换原有坡屋面争取了更优的空间条件,在屋面形成了别样的时间韵律(图34)。南侧一组厂房高度较低但较具规模,通过整体结构加固与局部去顶成院,改造为特色庭院式客房,保留屋架的斑驳与庭院景观相映成趣;私密性空间以异质的新增体量植入,新旧并置间,空间作为一种媒介将不同时期的建造形式联系起来(图35)。

  ⑥。这座被留下的高耸水塔,旨在献给所有在绝望时刻做出英雄行为的普通人。到访者从刻着时间印记的螺旋楼梯拾级而上到达顶部的玻璃瞭望台,放眼望去曾经的荒滩已经变成风景秀丽的现代田园。这个普通的水塔则作为历史的守望者,静静地观望着围垦精神的延续。

  由防汛堤围绕而成的纪念广场位于场地南部三角洲头,光洁的弧形混凝土墙面没有过多的装饰,一幅丰子恺的漫画再现了围海造田的情景。建筑师对广场做了刻意的留白处理,使其成为一个供人们停留观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集会宣誓的场所。置身于广场之中,连续的弧形墙面营造出的响亮的回音效果,使得每一声誓言都振聋发聩,时刻在向观者诉说着场地的历史。

  综上,文化景观的性格特征塑造需要一种文化凝聚力,这种凝聚力首先来自于对于自身的认知和价值建构。场域作为认识论工具,可以提供一种分析与设计视角来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和结构关系。从场域、情境到空间的设计逻辑是自下而上塑造场所性格特征的一种积极性策略。因此,在该项目的设计实践过程中,建筑师摆脱先验的建筑秩序或场景预设,从整合全局的大秩序中脱身出来,不再以控制全局、贯穿始终的逻辑性作为唯一的标准。而是以深入探索与此时此地深深扎根的背景关系为起点,通过深入挖掘和层层剥离历史和环境的脉络,在价值认同中得到自我建构。场域化作为应对场所环境的一种积极性思考,可以使建筑更好地适应环境和文化需求,创造出更具有人文关怀和可持续性的文化景观。

  (图片来源:图1、图5~图12、图19~图25、图27、图29~图35来源于章鱼见筑摄影;图4来源于百度地图;其余图片均由同济原作设计工作室提供。)

  ② “场域”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物理学领域,主要用来形式化地研究和描述客观存在却难以具象把握的事物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如磁场、引力场。其后,场域概念作为理论模型又被引入数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场域”概念开始引入城市规划和建筑学领域,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斯坦·艾伦的场域理论。本文主要是借鉴斯坦·艾伦有关城市场域理论的相关观点,用来感知,分析和建构本项目的理论模型。

  [1] 斯坦·艾伦. 点+线:关于城市的图解与设计[M]. 任浩,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2] 彼得·卒姆托. 思考建筑[M].张宇,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 郑时龄. 建筑空间的场所体验[J]. 时代建筑冰球突破,2008(06):32-35.[4] 章明,高小宇,张姿.向史而新——延安中路816号“严同春”宅(解放日报社)修绪及改造项目[J].时代建筑,2016(4):96-105.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3年第3期 江南新陈代谢:文化地理语境中的城乡与建筑实践路径 章明、王志刚《从场域、情境到空间:光明东滩源项目的设计逻辑与策略》,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作者简介:章明,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景观学系系主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王志刚,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1]

  之间:非常建筑未名美术馆评述[J].时代建筑,2023(3):70-79.[3]邓圆也,段崇源.为日常退让:一善儿童书店改造设计[J].时代建筑,2023(

  ):80-87.[4]莫万莉.瞬间的营造:北京密云儿童活动中心[J].时代建筑,2023(

  ):88-93.[5]李保峰.谁执彩练当空舞:天府农博园主展馆品读[J].时代建筑,2023(

  ):94-99.[6]于云龙.巨构作为渐进的公共自然:评苏州山峰双语学校主教学楼[J].时代建筑,2023(

  ):100-105.[7]时昀泽,奚凤新,钱锋.技艺交融的当代探索:清远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设计解读[J].时代建筑,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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